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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火贾樟柯把情感和时光放在一起是一件挺美的事卫薇儿黄丹仪泸州张继潘协庆x

2022-10-22 03:09:50 黄丹仪    泸州    

贾樟柯:把情感和时光放在一起,是一件挺美的事情

本刊/温天一

“我展开了一个很长的时间线,

来表达我对情感、对爱的理解”

中国周刊:拍摄《山河故人》的初衷是什么?

贾樟柯:在拍摄完《天注定》后,我就想拍摄一部专注于情感的影片。虽然《天注定》中也有情感的表达,但更多是专注于暴力和社会的变动,社会问题带给个体的危机。

在我的电影中,我从不会单纯去拍社会问题,因为我不是也不是社会学家。我所感兴趣的是社会中的人。当然,我不会把社会本身和作为个体的人切断,但我电影中的叙事焦点绝对都在人的身上。

《天注定》的叙事焦点在人的生存危机上,一个人,因为他所遭遇的暴力,他可能会从一个弱者和暴力的受害者转变成暴力的实施者,这种转变是触目惊心又铭心刻骨的。而在《山河故人》中,我想表达的是近些年来,我们很多的选择、价值观、新的科技和生活方式给情感带来的巨大改变。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们满脑子想的可能都是谈恋爱吧,那时候,生命中仿佛都是爱情,那时候,你不可能会去想,人是怎么回事儿,这个问题只能等时间来告诉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人会从恋爱的状态转换到成立家庭,还需要去面对逐渐老去的父母,尤其是到了四十岁之后,生命中的很多事情都向你展开了,在此之前,它们都是躲藏着的。

人生中的生、老、病、死,都伴随着爱。而我觉得,爱,就像修行一样,都需要伴随着漫长的时间来进行体会和感悟,在《山河故人》中,我展开了一个很长的时间线,来表达我对情感、对爱的理解。

中国周刊:为什么会给影片设置三段式的形式?最后一段关于未来的想象又是基于怎样的现实基础而展开?

贾樟柯:我最初写剧本的时候,并没有想把故事延展到未来。但是写着写着,我总会想,电影中那个孩子的将来会怎样。

我觉得,他是一个被父母的选择所决定的人。他母亲,一生中面临了两次选择,一次是结婚,她很理智地选择了拥有财富的人。另一次选择是离婚,她选择让孩子的父亲来抚养孩子,因为父亲在那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风投家,积累了很多财富,她的理由是,财富可以带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和未来,但其实对她而言,这是一种牺牲式的选择。

电影中的孩子很被动,他就这样被父母的选择决定了以后的命运。所以当我写完当代部分之后,我觉得应该继续往下写,写到未来,看看这个孩子以后会怎样。某种程度上,我们对于未来可以有大胆的设想,而不是仅仅基于现实存在所提供的依据。

我并不把《山河故人》看做三段体的电影,我更喜欢把它说成是人生的三个阶段,里面有两代人在叙述焦点上的交替。

我觉得,把情感和时光放在一起,是一件挺美的事情。

中国周刊:通过《山河故人》,你是不是还想传递一些社会意义层面的思考?

贾樟柯:在目前中国的情况和体制之下,虽然有些人拥有很多财富,但其实大家的命运都挺像的。我记得之前我在一次演讲中说过,我不太喜欢别人把我所拍摄的对象形容为底层人,我更希望他们被称为是非权力拥有者,而这个非权力拥有者涉及面非常广,人群非常大。不是说你拥有了财富就拥有了权力,今天你是一个老板,非常有钱,但明天可能随时就完蛋了,在权力之外,大家的生存境遇其实都挺像的。

前一阵,天津的爆炸事件,我上,看一个友说得特别好,他说,买万科房子的那些白领和中产阶级,在这之前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觉得自己这一生会和访民构成联系,然而房子一炸,他们瞬间就变成了访民。其实我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这种感觉就是《山河故人》想表达的。

“我觉得要忠实于自己

对于当下中国的感受”

中国周刊:很多影评人,尤其是西方影评人,对于你的电影,他们都发出过类似“透过贾樟柯的电影,读懂中国”的评论,你怎么看待这些评论?

贾樟柯:我没有任何去讲述一个国家的命运。

法国影评人让-米歇尔·傅东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说,中国有贾樟柯这样一个叙述者,让我们能够理解这个国家在发生什么。但对我来说,在创作的时候,不会把初衷和主旨拔高到“讲述国家命运”这么宏大的命题上。你很难用一部影片来对一个国家做一个完整的描述,事实上,这也不是经过深入研究一个艺术家需要去做的事情。中国变化这么快,在这飞速的变化中,社会中每个个体所遭受的情感和生存危机,是我一直感兴趣的,也是我愿意去记录和表达的。

另外一方面,在我的电影中,我谈的都是当代的故事,我觉得要忠实于自己对于当下中国的感受。可能我一直反应比较快,只要在现实生活中让我有所感触的,我不会拖延,我会马上去拍出来。

在我刚从事电影行业的时候,基于自己长期以来对中国电影的观察,我发现电影里所表现的东西与这个国家真实生活的人好像没啥关系。说难听点,那样的电影就是废物。多少年后我们再回头看,没有人真的认为那时候的人是那样生活的。当然这样的感触并不直接构成我拍电影的初衷,只是某种诱因。

中国周刊:在《山河故人》中,你对于人生的选择、亲情、沟通等命题都做了诠释和解读,广义而言,你认为每个人都要面临的人生终极命运是什么?

贾樟柯:孤独。

我一直在想,电影中的涛,这个人以后会怎么样,她会不会有新的感情?促使我想到这点的是我父母的遭遇。

我的父母非常恩爱,然后我父亲在2006年突然走了,从此之后,我觉得我妈变成了一个孤独的人,因为她相爱的人走了,我们儿女是永远取代不了的。妈妈现在跟我住,每天见两面,早上和晚上,那么,中间那么长一段时间的空白她在做什么?我不知道。也没人陪她,如果我父亲在,他们是一块儿的,会一起做这个做那个。

从此我意识到,其实我们每个人最后的结局都避免不了孤苦,总有一个人要先离开。虽然这些事情现在距离我还比较远,但是一想到就会很难过。

中国周刊:能谈谈你拍广告的事情吗?

贾樟柯:广告的操作与电影不一样,广告的拍摄是有严格的程序,一般来说,我们作为制作公司是不应该参与创意的,一般是广告公司来进行创意,我们制作负责完成拍摄。因为一般来说,是广告公司更理解品牌的需求,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进行这么一个广告,这个产品的需求是什么,它所产生的目的是什么,它要传达给受众的是什么观念,谁是它的受众,这些都需要很严密的市场调查和分析,之前需要做大量的市场调查分析。

但是这几年,却有越来越多的产品公司跟广告公司一起来找我,他们告诉我大概需要怎样,然后你来随心所欲地提供创意,这样的广告对于我来说,可以有很多的自我空间来把握,我也可以把我的偏好投射在里面。比如我最新拍摄的“陌陌”的广告,表现那种年轻为挤出机企业带来了信心人由络而来的聚合,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里面有好多我之前生活中感受深刻的“点”。比如我们现在有人在上约“比武”,真的是学习武术的年轻人或者武术爱好者来进行切磋,比如怎么理解形意拳,然后约好之后,某个下午,到某个人家,约好之后大家就开练,我觉得这个特别有趣。然后还有一个关于山西古塔保护的项目,若干年前一个朋友给我发过消息,邀请我参加,我没时间,但这个事情我一直记下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特别美,大家一起约好,去寻找那些被人遗忘的古塔,把它拍下来,记录下来,保护它 所以我在广告中把这些“点”都融入了进去,我想我拍的广告其实都带有些许贾樟柯独特的味道。

“我现在在刻意保留实体情感,

避免自己变为信息的终端”

中国周刊:除了电影和工作之外,你的日常生活一般怎样度过?听说你还在山西开了一家小面馆?

贾樟柯:生活中不能只有电影。

有段时间,我发现,我所有的活动、见的人、做的事情,都是与电影有关,这让我觉得很“变态”,仿佛一个人彻底变成了电影的奴隶,这是不对的,我需要去寻找一种电影之外的生活。

我在山西开的面馆其实是带有俱乐部的性质,不对外营业,其实就是提供一个场所,让我把电影丢在一边,在那里和小时候的朋友、同学见面,八卦、扯皮、聊过去的事情,这让我觉得很快乐。

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更年轻的人们,在接受信息的时候,仿佛自己也成了一个终端,不停地接收外界砸给我们的观念和思想,还有大量的slogan(口号)。但事实上,络化的信息逐渐入侵了我们的生活,实体的情感体验越来越少,我们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模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你会觉得,自己仿佛生活在一个个概念和口号里面。所以我现在在刻意保留实体情感,方式就是尽量抽出时间和老朋友聚会、聊天,大家一起跑步,避免自己变成信息的终端。

中国周刊:作为一个创作者,你通常的态度是面对观众还是背对观众?换句话说,你在乎别人的评论和看法吗?

贾樟柯:我拍电影是因为我有着很强烈的诉说欲望和沟通欲望,虽然听我诉说的人是谁,我并不知道,但是我保持我的热情。电影毕竟是大众媒介,我拍电影也是想把自己的情感世界分享给别人。

但是,期待沟通不等于迎合和取悦,迎合观众和取悦观众、与观众沟通是两码事。拍电影难免会被各种角度的评论所纠缠,我觉得要学会和它们相处。如果别人说得对,你会明白他说得对,说得不对,也不要被干扰。

在现在这个时代,你屏蔽不了评论,因为你总会使用络工具,你要用、微博,也许你不想看,但最后总能看到。但佛教里不是讲“不辩”嘛,所以我没有必要为它们所改变。

中国周刊:你的电影一直在关注现实生活,但之前你在演讲中仿佛也提到过,觉得中国电影的市井传统丧失得很厉害?

贾樟柯:其实现在好一点了,但这种传统依旧被中断得很厉害。

我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在1949年之前,中国人是属于家族与地域的,但1949年之后,我们更讲究组织。组织其实更是一个动词,比方说,党是一个组织,工会是一个组织,共青团是一个组织 然后每一个单位都是一个组织。人的聚合从村落、家族、街道变成了单位化,那么在组织的过程中,人的单位属性就产生了变化,所以在这种组织观念的影响下,再加上革命文艺的理念,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到文革结束,我们的文艺已经在美学上把市井这一块彻底忽略掉了。

在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中,有一部我很喜欢,是张泽鸣的《绝响》。他在广东拍的,在那里,中国电影似乎又隐约回到了市井中去,但那种感觉不强烈,显得很孤独。直到后来我在电影学院看了《马路天使》,我觉得这才是对中国日常市井生活准确而活泼的描绘,尔冬升的《新不了情》就继承了《马路天使》的传统,拍得非常有味道。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文化断裂的后遗症。

中国周刊:这样听上去,你似乎是一个怀旧的人。我们在你的工作室看到很多之前电影的胶片,你留恋电影的胶片时代吗?

贾樟柯:我不怀念胶片。

现在凡是胶片能够达到的效果数码都能做到,人们对于胶片的怀恋,其实更像是一种惯性与恋物。

电影从业者对于胶片的坚持完全没有必要,其实接触了数码,你会发现它会帮助你完成得更好。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最高端的数码摄影机所产生的视觉效果,并可以惹起振荡或管路走漏已经完全可以覆盖胶片,甚至超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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